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做访问学者期间，正赶上学院终身教授评审委员会召开年度会议。又一批教授不得不直面现实：要么被认定为终身教授，要么不被认可，在学年结束时“走人”。TC终身教授评审委员会的成员，必须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，而且要记名投票。

 

大家怎么敢于公开自己的意见？因为学院有规矩：如果有谁把评审过程中的事透出一个字，那么你立即“走人”，没有商量的余地。这样才保证了信息的安全性，才没有人担心自己的观点被别人披露。一切都因为，大规矩管着小规矩。有了大规矩，小规矩范围内的事就没有什么办不好的。有了聘任制，其他制度的执行就变得十分自然了。

 

在国内，为什么我们的许多事情听上去很好，但就是没法儿操作，落实不到位？真应了人们那句老话：“经”是好“经”，就是被小和尚念歪了！

 

再比如：教师为学生写推荐信，这也是美国大学录取新生时特别重视的一种做法。但在国内，我们却面临着诚信的考验。有些教师，不管实际情况什么溢美之词都敢写，可到头来，谁也拿这种不负责任的教师没办法。人事制度是铁板一块，冰河里怎么可能长出荷花、牡丹？

 

在我们的中小学，大家常常被“大锅饭”所苦恼，“干多干少一个样，干好干孬一个样”。这样的机制，如何保障学校的活力？

 

西方国家学校的活力经久不衰，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：每一个应聘者，都是自愿找上门来领薪水的，没有谁一定要把他们“绑”在这里。双向约定的责任和义务都非常清楚，如果有谁无视这些，试图当南郭先生，那恐怕于人于己都耽误不起。在大制度下，谁都可以去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。既然你已经选择了，就没有理由不去尽力干好。或者说，你不喜欢这份工作，也没有谁挡着你去作出新的选择。这样一来，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在现有的岗位上尽心尽力？所以，有了这样一个大制度，这些国家的学校管理者们，才可以变得从容起来。

 

而一到我们的学校事情就变了，因为用人体制的僵化陈腐、死水一潭，害得我们不得不在细枝末节上挖空心思地搞“伤筋动骨”的改革——对教师的考核要“量化打分”，几乎什么都要折算成分数，工资薪酬要算完了课时算成绩……把本来没法儿衡量的东西非弄出个“子丑寅卯”来……一路下去，免不了按倒了葫芦起来瓢。从根上出的问题，开花结果时有毛病，也就在所难免。

 

我记得在教育部参加高考方案论证时，曾经遇到了这样的尴尬：当我们提出把大学招生录取权交还给大学的时候，偏偏就有在座的几位大学校长首先反对。他们的理由很简单：“要不起”这个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。很明显，一位由大学以外的权力机构任命的校长，是难以办出一所具有独立精神的大学来的；而一所没有独立精神的大学，更是难以抵挡来自社会的购买权力的洪流。这些大学校长的权力并非来自学校，我们有什么理由一定要让他们义无反顾地对学校负责？于是，本该由各大学独有的录取权，全部被收拢起来；本该对不同专业制定各不相同的录取标准，也只好暂且不论。全国水平高低不等的大学、千差万别的专业，就只能由同一个考试机构、用同一个标准录取学生了。他们依据的标准，除了分数，还是分数。什么综合素质、多元智能……通通被抛到九霄云外。这种价值判断传递到社会，再由社会、家长转换成巨大的压力传递到中小学校，于是乎，校园里“分数命根”的理论大行其道；于是乎，教育官员们开始无奈：“三十多个减负文件，管不了一个中小学的负担过重”；于是乎，教育这项事关民族未来的千秋伟业，成了家长们实现家庭目标的跳板。

 

    环环相扣的死结，竟来自我们自己留下来的人事制度的锁链：大制度残缺，小规矩难免漏洞百出。沉痛之余，有多少人在思考：根深蒂固的人事制度，何时才能改变？